社会契约论章节读后感（专业16篇）

读后感不只是对书的简单评价，更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我们对书中内容的细腻感受和个人思考的过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读者对名著的独到见解和感悟，一起读书，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尽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契约理论体系，但也引起了许多论者对从逻辑体系到细节操作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诸多的质疑，认为卢梭的语焉不详、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内容，但这也是卢梭自相矛盾的关键之处，就公意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他有时将普遍意志解释为普遍幸福，但我认为普遍幸福如何能为有限的人类察知，也是不清楚的;另外，在公意的标准上，即谁具有权力来判断公意的是非。

他有时试图把公意与多数人的决定划等号，这就意味着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但我可以肯定他并不这样认为，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卷，卢梭反对“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他说：“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但之后的论调中他又主张“不服从共同意志的人应当强迫他服从，也就是强迫他自由”。怎样强迫不服从公意的人去服从呢?卢梭的回但是：“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是契约本身的结果。”于是又退回到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道路上。书中前后论证互相矛盾，这也不失为论证中的一个逻辑漏洞。有时，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公意通过意见分歧相互勾销的办法自动表现出来，但这现实的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做到。

卢梭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

《社会契约论》实在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由于本人只读了一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但我认为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是作者对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映射。这些世界或美丽，或简陋，但是当你读懂作者的一刻却一定是充满感动的，那种感动是灵魂上的共鸣，是无与伦比的魅力。《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的重要的政治性著作，本书或又称为《政治权利的原理》。正如卢梭开篇所讲的“我要根据人类的实际情况和法律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探讨，看是否能在社会秩序中找到某种合法的和妥当的政府行为的规则。“合法和妥当的政府行为”是本书所论述的重点。

为什么公民要关心政治？这就要从政府和社会的起源探寻。

社会秩序是一切其他的权利的基础，没有稳固的社会秩序，其他权利都是空中楼阁。但他并不来自自然，而是建立在许多约定的基础上。正如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论述的在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生来自由的和平等的，但人会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让渡一部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而且个人的力量有限，无法克服生存中的巨大障碍。因此，人只有与其他共同协作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更好的生存，结合的基础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每一个个体都应毫无保留而且平等地转让一部分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服从于共同体的意志。对于这个共同契约如果有人有所保留，或者占有特权，那他成为契约的破坏者，而成为共同体的敌人，将被驱逐出共同体。缔结共同体的每个个体都是主权者，但也是臣民，个人意志需要服从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公共意志永远都是公正的，但并不是他说他永远都是正确的。人民永远不会被败坏，但是人民往往受欺骗。因而公意也会出现错误。

公共意志的集中表达便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约束一切个人。按照法律治理的国家，无论政府形式如何，都能称为“共和国”。制定法律的立法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和理性的人，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法律最重要的是保证社会状态下的公正性。立法权与行政权要独立，正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性。

但主权的行使却有着各种形式，不同的行使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形态。政府是主权者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代表主权者行使权力。人类社会有三种最基本的政府形式，卢梭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形式永远是最好的。而且也不存在单一的政府形式，往往都是三种基本形式的混合。不同的政府形式适合于不同的国家大小和不同的气候，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政府形式。

在卢梭看来，不存在彻底的民主制，因为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如果存在完美的民主制政府的话，那一定都是神的子民，完美的民主制政府不适合人类。因此，选举产生的贵族制政府，是相对而言较好的政府，因为它能保证最贤明的人来管理政府。他认为，在一个政府的治理下，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是政府是否为好政府的重要标准。

政府会发生蜕化。人类社会的政府形态经历从民主制，过度到贵族制，再到君主制自然演变和收缩，在君主制形态下，再次收缩而发展到专制政府，君主不再按照法律治理，从而公意被个人意志所取代，政府和国家会走向灭亡。罗马政府形态的发展便是这样的过程。

政府只是作为主权者即公民的公意执行者。卢梭的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君授神权”的时代，无疑是平地一声雷。虽然不能说卢梭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正是卢梭的政府论，祛除了“朕即国家”的谎言，让民主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席卷欧洲大地，从而开启了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破坏者，而成为共同体的敌人，将被驱逐出共同体。（叶景山）。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受一定的时代影响，作者十分看重宗教的作用。第二卷第一章中即指出“一切正义都来自上帝，唯有上帝才是正义的根源”，作者是在这个正义根源为人类所不能达到的认识基础上才推论出理性的普遍的正义是必要的。在法律方面，作者认为使一个国家的人民遵循法律的最佳方式就是“使本来应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凌驾到制度本身之上”。此外，借助神明还被看作立法者在拥有了伟大灵魂的前提下让人民自由服从的值得被推荐的途径。

对于这样一种上帝高于理性，宗教高于法律的思想，我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它可以通过宗教的自律使人们自由地形成社会公约并对公约自觉地认可服从，宗教因此成为共同体秩序的保证；一旦它超过可被利用的限度，被行政官或宗教官员掌握成为操控思想的工具，人民就失去了对行政的主动权，这对于整个以人民自由平等地签订的社会契约为根基的民主政体将造成极大的破坏。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元旦假期，我拜读了卢梭的大作《社会契约论》，非常震撼。回顾2010年全年，我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年初时坚定的集权思维，经过一年的搜索、阅读和思考，已经演变成了民主思维。尽管我已经不能清楚的回忆起是哪些资源导致我一点一滴的改变，但是无疑，微博的参与，加速了这一转变。而年度交关时的这一阅读，为我这一转变，提供了坚硬的骨架结构，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卢梭的思想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解决了民主的基础问题，且有宏观有微观。

首先，他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承认每个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具有了生存权、财产权、选择权。这些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不应随便被其他生物非生物剥夺。而每个个体，都要捍卫自己这些权利。这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根本。

其次，他阐述了集体和契约的形成过程。虽然每个人都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风霜雨雪等自然力量、人际交互等都有可能威胁到人的基本生存，导致人的权利被损害，或者由于捍卫行为花费巨大的精力，甚至付出个人无法承受的代价。于是，人们自愿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每个自愿组成集体的成员交出自己的部分权利和利益，由全体利用这部分权利和利益，捍卫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仍然得到保障，但由于集体力量比个人力量强大得多，使得每个人用于捍卫自己权利的付出，极大降低，从而腾出时间精力进行创造，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样，集体就在每个个体自愿加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愿意加入集体的每个个体，与集体订立契约，加入集体中。

再次，他论述了法律的形成和政府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集体是为保障集体中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而存在的，故集体需要一套具体的措施保障个体权利，这一措施即法律，而这一措施的形成即立法过程。从推理逻辑中可以看到，立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法律的职责，是保障集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立法完成后，需要解决由谁执法的过程。由于全体人民共同执法效率低下，成本过高，于是卢梭提出由全体人民推选出一部分代理人，代表全体人民完成执法活动。这部分代理人，首先由全体人民推选；其次，其第一身份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然后才是代理人，其本质上还是全体人民中的一个个个体，所以也受法律的制约；再次，它只执行执法的责任，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立法；最后，它可以由全体人民重新推选。这些代理人，就组成了相对于这个集体的政府。这样的形式，使得政府外的个体能够从执法过程中脱离出来，从而全力从事其他创造活动。

卢梭在著作中，以共同体指代这个集体的全部个体，通过共同体的共性、每个个体的个性、政府组织的共性及其相对于共同体的个性论述社会契约思想。只有共同体的共性，是立法的决定因素，从而决定整个共同体的行为。由于政府的共性相对共同体来说也只是个性，所以政府不具有立法权。

卢梭认为，共同体（全体人民）应当定期举行全民大会，讨论以下议题:第一，是否继续需要政府存在；第二，这届政府是否可以继续任职；第三，政府执法过程中，暴露出哪些法律漏洞，需要共同体制定法律予以弥补。

此外，卢梭在著作中还论述了政府的规模、集权制君主制民主制政府的差异，以及以罗马为例论证了自己的理论。

以上所述是通读全文后，我个人所能理解的部分，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全面，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是我的学习所得，是我所建构的社会契约论。

第一，卢梭指出只要集体存在，集体的共性就自然存在，并以此制定法律。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多于一个人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交流与沟通才能发生联系。共性存在，但共同体并不能以共性制定法律，只能以被了解到、表述出的共性来制定法律，卢梭并未指出，这些共性通过何种媒介表述。

以上就是我对全书的理解以及我的问题。应该说，《社会契约论》使我征服，解决了我心中关于民主的很多基本问题。这一理论的社会认可度，决定了若干年后，美国《独立宣言》以此为基本理论基础。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卢梭的巨著《社会契约论》，全书共四卷，四十八章，其中第一卷九章，第二卷十二章，第三卷十八章，第四卷九章。第一卷在他的确立的基本原理之上，着重研究的是契约论的内容；第二卷主要讨论的是主权论的内容；第三卷则是关于政府形式为主的政府论；第四卷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除了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论。下面读者将沿著作者的思想脉络，从上述四个角度对这部伟大的著作作一简单的总结与归纳。

作为全书第一部分的社会契约理论，它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内容，精华所在，其后的三卷基本上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一卷的第一章卢梭开宗明义的提出了全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一晦涩难懂而又无不含深意的论断带给我们太多所要思考的东西，而在这一卷中卢梭也将逐渐为我们揭开谜底。

卢梭从人性论和自然状态论出发，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只会关心他个人，只是关住个人的生存与利益，就像他在文中所写道的“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一样。然而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个人所具有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冲破自然界的重重阻碍，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于是一个要求共同协作的声音叫响，这就是公意。然而，到底如何协作这个问题困扰着要求协作的柔弱的人们，即“（协作）如何能致身于力量的总和，而同时既不至于妨害自己，又不至于忽略对自己所应有的关怀呢？”，进而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卢梭紧接着提出了本书的核心理论--社会契约。

卢梭主张“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而这里的整个集合体即是政治共同体或在其后文中称做主权者，也即公意。而之所以主张每个人都应把其全部毫无保留的转让出来，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个体在主主权者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任何一方能要其他一个或一方承担更多的负担。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全部转让，而另一部份人只转让其自身的一部分，那么这部分人将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权力，增加全部转让者的负担，进而这种协作就会只是“暴政或者是空话”。然而每个人为什么乐意出让自己的全部呢？卢梭再次揭开了谜底“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因为在此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是无，而只有共同体才是唯一的实，即唯一的拥有行为力者。

然而，虽然共同体的行为力增强了，人们为克服自然障碍的目的实现了，那么个人结合成共同体的原始目的--个人生存和利益哪里去寻找呢？卢梭为我们绘制了一张收支简化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从此，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了社会状态，“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人会因为社会契约“使他从一个愚昧。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激不尽的。”人从“自然的自由”进入了“社会的自由”。总之卢梭的社会契约可以简化为以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工艺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民主权论，作为以公意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的必然结果，它是卢梭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自然法学派在近代所取得最高成就。作为契约社会所形成的共同体，在它是受公意支配下时，它就成为主权，其主体是全体人民，每个人就是其组成人员。卢梭视野中的主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卢梭从分析每个个人利益的异同出发，指出“个别利益的对立使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基于此，认为“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以公共幸福为目标的公意，而由于公意是社会共同体的意志，属于公共的，是个集体的生命，因而就不得转让，因而基于公意的主权也不可转让。在此，卢梭还区别了个别意志和公意，并且认为个别意志和公意并不能总是一致，因而主张个别意志经常向公意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个别意志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总是倾向于平等”，“如果人民单纯是诺诺地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只要一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此就告毁灭。”

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卢梭认为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同样也是不可分割的，正因为是“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他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人的。”基于此，卢梭还批评了一些政论家因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而从形式上区分主权的行为，讥讽他们是像日本的幻术家那样“当众把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是一种“江湖幻术”。“他们把主权助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因而卢梭反对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同时卢梭认为向宣战与媾和等行为并不是主权的行为，他们“都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应用，是决定法律情况的一种个别行为。”

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关于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这个问题在卢梭的这部著作中并没独立成章，但其思想却完整地蕴含在第三卷第十五章《论议员或代表》。在这章中，卢梭认为正如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一样，主权也是不可代表的，因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于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不仅如此，卢梭还严重地批判了那些以出钱雇佣人去从军和代议员的行为，认为“由于金钱与懒惰的缘故，他们便终于有了可以奴役自己祖国的军人和可以出卖自己祖国的代表”“钱财这个字眼是奴隶的字眼”，并且卢梭认为在它所向往的的城邦里“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的。他们永远不是花钱来免除自己的义务，反而是花钱来亲手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这种万事事必亲躬的行为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卢梭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在权利和自由乃是一切的地方，不方便是不算一回事的”。而主权行为外的行政行为卢梭认为它不仅是而且应当是被代表的，因为“行政权力不外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

第四，主权是绝对的，不可摧毁的，知道卢梭主权论的前三个特点，我们将会顺理成章的理解卢梭主权论的的四个特征:主权的绝对性。在第四卷的第一章《论公意是不可摧毁的》中，卢梭认为公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国家濒临毁灭的时候，当各种最卑鄙的利益争斗战胜公共幸福时，公意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公意沉默了”因为“公意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而又纯粹的；但是他却可以向压在他身上的其他意志屈服。”而在其他一些情况，譬如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行为，他也仅是“回避了公意而已”。而在和平时期，公意所形成的主权的唯一目的便是公共福祉，更是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主权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维系主权权威呢？对此卢梭在这部著作的第三卷的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归结一句话，即为了维系主权之权威，人民应经常地，固定的集会，以适当中断政府的一切权限。这句话既包含三层含义:一，人民应当集会，因为“主权者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便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有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惟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二，必须是固定的经常地集会，“政府愈是有力量，则主权者就愈应该经常的表现他自己。”三，集会由中断政府的力量，“当人民合法地集会而成为主权者共同体的那个时刻，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于是行政权也就中断，于是是最渺小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地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在被代表的人已经出现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什么代表了。”

在第三卷中，卢梭讨论了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他认为一切自由的行为都有两种因素构成，其中之一即为意志，另一则为行动的力量，而在国家这个政治体中，意志即为立法权，行动即为行政权。“没有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便不会或者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情来”而什么是政府呢？“政府就是在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介体”。当谈到政府形式时，卢梭认为它取决于主权者，君主（行政官）与人民之间的比例。“这个双比例每一次增大或者缩小，则单项比例也就照样地增大或者缩小，从而中间项也就随之而改变。因此也就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什么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政府体制，而是随着国家大小的不同，也就可以有同样之多的性质不同的政府。”而在现代，卢梭的这一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且卢梭还根据政府人员的多寡作为区分不同政府形式的根本标准，进而将政府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和混合制四种形式，认为民主制则适宜于小国，贵族制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主制则适宜于大国。并且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然而又由于“君主和主权者既然只是同一个人，所以就只能形成，可以这样说，一种没有政府的政府”。

一，民主制，卢梭眼中的民主制是一种政府人员多于单个单纯的公民，即主权者将政府职能委任给绝大多数公民。而且卢梭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二，贵族制，卢梭将贵族制分为三种:自然的，选举的和世袭的。其中第一种适合淳朴的民族，第三种是最坏的一种，而第二种是最好的，也即是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制。卢梭的这种选举制贵族制相当于现在意义的代议制民主制。

三，国君制，卢梭的国君制即是君主制，在卢梭看来国君制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因为“人民的意志，君主的意志，国家的公共力量和政府的个别力量，就全都响应着同一个动力，机器的全部力量就都操在一只手里，一切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它就会像阿基米德站在河对岸毫不费力就引动水上的大船一样，国君就可以在自己的暖阁里遥控他的国家。然而也正是如此，国君制有两个致命弱点:1.不能选贤任能，在国君制“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那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2.缺乏执政的连续性，从而导致皇室政府的变化无常。

四，混合制，在卢梭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单一制政府，因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首领也必须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府也必须有一个首领”同时他认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一的政府之下，反之，混合政府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这些在现今看来，无疑都是不无道理的。

基于以上论述，卢梭在本卷第八章有的谈到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问题《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在这一章中，卢梭首先肯定了孟德斯鸠关于民主与气候关系的论述，认为各个国家由于土地，气候，水文，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因素的不同，因而就需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譬如就国家疆土的大小和财富的贫富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在国家版图较大并且富饶的国家，较适合君主制；而贵族制则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而民主制则适合于小儿贫穷的国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不不正确。当然，其认为国君的力量引起与人民距离的扩大而扩大，而人民的力量之有几种才能发挥的观点无疑是较有启发的。同是卢梭在涉及评判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时，认为政治结合应以“他的成员的生存和繁荣”无疑事件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然而在谈论到具体指标时，认为人口的多寡一是衡量政府优劣的标志，无疑是欠妥的。而在这些理论当中，我们不能不谈的还有卢梭关于政治体死亡的论述，他深沉而睿智的写道“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大脑只是各个部分运动起来。大脑可能陷于麻痹，而人依然活着。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的活着；但是一旦心脏停止了他的机能，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这些真知灼见无疑在当代，尤其在我国的法制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生而平等，却承认人类确实有些方面不能达到绝对的平等。这就是一个大师的语言，他的作品经典，耐人寻味，可以值得你一读再读，并且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和领悟，表面上看，他已经和我们不在同一个时代了，然而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却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卢梭就是这样的伟大的学者。

本书是第二次阅读了，却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因为过去阅读的到今天没有一点印象了，反而觉得很惭愧。也许是过去看了没有做笔记，未能及时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是过去理解不深，知识储备不足，今天依旧如此，法学方面的功底还是不够扎实。

第一卷主要是讲述人们明明生而自由，为何会变成不自由，迫于强权者的压迫而慢慢屈从。可是卢梭认为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平等的，并不是因为奴隶制等身份问题而低人一等。我们每个人在政治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如今面对这些强权者我们所能所的就是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契约，形成共同体，每个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利，达成一个共同体对抗强权者，如此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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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章节读后感

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生活，将其攫取、裁剪，再加以创造，《红楼梦》这幅画卷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一经问世就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

作者曹雪芹，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另外还有芹圃、芹溪、芹溪居士等字号。祖籍襄平。出生在贵族家庭，年仅十岁的他亲眼看到家庭遭受沧海桑田的变故，对封建统治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从1752年起，他终于挥洒出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有关爱情的小说，但作者并没有把着眼点完全放在故事情节上，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下足了功夫，显示出高度成熟的艺术水准。全书共刻画了四百多号人物，不同的身世命运，不同的生活情景，在曹雪芹的笔下，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一概井然有序，从容自然。上至皇庭贵妇，下至走卒车夫，其神色、语言及个_，都贾宝玉，荣国府的嫡派子孙，衔玉而生。前世为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灵石。从小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

贾宝玉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聪慧异常，出类拔萃，但他不肯“留意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是大家庭中的宠儿，但命运却不由得自己做主，与林妹妹相契相知，抒发真_情真心意，却被逼着娶了宝钗，终离了俗世，走入茫茫大雪。

林黛玉，前世为三生石边的一株绛珠草，受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愿跟其下凡还尽眼泪。她绝丽脱俗，雅若天仙，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_孤傲，心思敏感，才华横溢，个_纯真灵净，说话率直有时却也刻薄。她常怀隐忧，感物伤情；暮春时节，见落花飘零，就锄坟葬花。最后黛玉泪洒百日，泣血而死，还了前世情缘，留下悠长的深思。

清朝小说家曹雪芹，早年经历富贵繁荣生活，后来家道中落，生活日趋贫困。他有感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凶残和内部的分崩离析，在评定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石头记》(即《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创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后来，乾隆年间进士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保留了贾府被抄，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等悲惨结局，但贾府又终于复兴，则违背了原作的本意。

读过《红楼梦》以后，感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无异于《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时正是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鼎盛时期，而刘姥姥则凭着自己的花言巧语，把贾府上上下下哄得团团转，更加客观的披露了贾府的奢靡腐败之风。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对众多人物成功的塑造，而每一个人物又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凤姐精明能干，办事有条有理，但一生作恶多端;贾母体贴周到，和蔼可亲;贾宝玉自由散漫，痴情重情;薛宝钗知书达礼，美丽大方……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内慧外秀、惹人怜爱、楚楚动人、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在，而且还体现在才华横溢和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林黛玉有一张利害的嘴，正如薛宝钗所说：“共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世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很多人认为，这是林黛玉“气量狭小”，“小肚鸡肠”的表现，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林黛玉借机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道出了自己寄人篱下的感觉而已，更显示出她纯真、耿直的个性。

鲁迅曾经说过：“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而在我眼下，却看见了宝、黛、钗三人的婚姻悲剧，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族的腐朽…《红楼梦》包罗万象，生动的为我没们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高尔基说：“书记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历史的沉淀在吟唱：到书里去吧!《红楼梦》的精彩之处实在太多了，值得我们读百遍!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郭璜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代表作。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如此的智慧要能够观察到人类的情感而又不卷入其中；它要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本性但能完全了解其实质；它的幸福要与我们无涉但要愿意为我们着想；最后，它必须到遥远的未来去寻找它的荣耀，苦苦今世的劳作，以为后世的结果”。“任何人要勇敢地承担起组织一个民族的使命，他就要有能力，这么说，改造人性；他要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改造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从中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他要解构人的组成方式以改良增强其力量；他要把天赋的物质上独立的存在代之以部分道德的存在。”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一句话，如果能够确定精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了话，精英来统治群众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由于本人只读了两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社会契约论》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思想先驱者卢梭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四卷，从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到一个政治共同体出现后法律体系的建立，到关于政府形式的讨论，最后是阐述如何巩固国家的统治。四卷之间有着清晰的时间顺序和因果联系。

自由是全书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首卷首章提出，“人民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这个论断的思想引领了全书的理念，它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民）两个角度阐述了人民注定必须是自由的。如果统治者有权剥夺人民的自由，那么人民也可以根据这种已被认可的剥夺权，来恢复自己的自由；或者，统治者从自己做起，不认可这种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尊重人民的自由权以及一切由此产生的合法权利。

要特别提到的是，针对人民恢复自由的权利，书中第二卷第八章有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即“人们可以争取自由，但却永远不能恢复自由”。对此我认为，作者的意思是，人民本身可以恢复自己的自由，但是一个国家是不能恢复自由的，一个专制国家下的人民要重获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现有的体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联系，由此原来的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恢复了。

社会契约论的读后感作文字

从客观上来讲，卢梭的这部着作使西方社会从以个体”小我“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过度到以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团体契约形成的”大我“结构，完成了西方社会向团体和谐发展的方向挺进的理论基础先导的任务。它引领西方社会高速发展，在区区200多年间，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跨越——以本书的理论为基础。

1.耶稣基督的神之”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个体只有团结才能生存。

2.个人奋斗的个体”小我“时期，物质的获取进入可以间接得取的阶段，个人的智慧成为间接获取的必要条件。

3.社会化”大我“时期，大多数的人认识到物质获取的必要性以及间接获取多样化，形成相对平等的分配体系。

卢梭在本书里轻描淡写的阐述了家庭(中我)之于社会的影响，竟没有将家庭(中我)当回事儿。在对社会化”大我“的向往之下，卢梭竟忘了家庭(中我)这一深刻影响社会的因素吗?而在东方的社会论述中，家庭的重要性被空前的提出来!

我们看一看东方的发展路径: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理论，中我表现)——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个人奋斗(小我)。

1.泛神论和圣贤以及佛教(大我)时期，物质水平低下，各种神都拜，为家族的成员生存努力。由于不是为个体服务，所以没有鲜明、统一的信仰。

2.家庭、宗族的奋斗(中我)时期，物质间接获取的分化，使个体为家庭、宗族奋斗成为可能。

3.个人奋斗(小我)时期，正在脱离家庭、宗族的束缚，为个人的物质发展而奋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小我“趋势。

很有意思的是西方家庭理论”中我“的缺失竟是西方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东方社会”大我“的缺失竟也是东方社会一盘散沙的成因以及”小我“的缺失导致难于驾驭西方经济力量对东方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西方经济的冲击，我们该形成”大我“还用”小我“脆弱的肩膀来草草对付，无聊的度过自己的一生。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郭璜

《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我在写作本文时阅读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这已阅读过的半部书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卢梭在第一卷里便开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同时他驳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奴役权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国的成员为了摧毁敌国而杀死敌国的成员，而一旦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敌人了，于是别人也就不再对这些投降的个人再握有生杀之权。所以那些认为在战争中能够以别人的自由来赎取对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论述完以上这些观点后，卢梭提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即存在着一个社会公约。对这个社会公约，卢梭认为是与“人生而自由”的观点相一致的。人们在签订社会公约后并未改变其自由的本质，而是将原有的自然属性的自由转化为了社会属性的自由。何谓自由？卢梭的原话是“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赞同这一看法：当人类在原始社会凭着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动时，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卢梭谈到的“天然的自由”；而当人类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并加以遵守时，这时的人类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为了人类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驱动的动物的欢愉。

当然，卢梭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识的矛盾。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写到：“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照我看来，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反认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这也许是个悖论，因为人们真的很难去界定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数百年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缘由。

卢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认为公意是绝不会犯错的。我在最初阅读时就感到很困惑，觉得这样“迷信”公意会酿成“多数人的暴政”。可卢梭先生之后就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公意不是众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指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如何表达公意，卢梭认为最好是国家内没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尽可能繁殖派系数量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制衡。

我以前对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选举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别意志就会掩人耳目地成为了公意，并且对全体成员施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只不过是幌子，而丝毫没有给人们带来实质的好处。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还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所以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家，国务院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不应该称其为法律的。因为那不是公意的体现，难以贯彻公正的原则。而反过头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进行的，但是制订过程中却存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扰，这里面体现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门利益。

在第二卷里，卢梭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人民。针对之前对立法者的论述他进行了补充，他并不认为立法者单纯从“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应事先考察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们是否适宜接受法律。他说：“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即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殊不知这绵长的岁月里我们亦是积累下了无数的偏见。时至今日，我们再想要抛开历史的包袱重建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全新法律体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论人民（续）里有这样一段话：“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像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卢梭之后还提到了同一个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人民会对自己庞大的国家里那些永不见面的陌生同胞公民们缺乏感情。我很认同卢梭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如此广阔，各地的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既然我们可以设置民族自治区、自治州乃至自治县、乡，为什么不可以推行联邦制来赋予地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呢？我依稀记得有人说中国若是推行联邦制，那国家马上会肢解崩析。这是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当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还有人提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今我们再去看这样的论调，是否显得可笑呢？其实这样的讨论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当时关于“联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广东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都属于这其中的内容。我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对这样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这似乎为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政府”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郭璜

虽然卢梭一直谦虚地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自己在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放弃了的一部长篇著作的摘要，是一篇简短的论文。但是我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本伟大的思想著作，因为卢梭的这本书最早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威与法制、民主。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饱受摧残的书籍。在1762年，卢梭这本著作一出版就遭到禁毁，并且在日内瓦和巴黎被当众焚烧，官方和教会人士也对这本书大加指责，甚至连同一时期的大哲学家、文豪伏尔泰也对这本书持有偏见。但是随着欧洲近代史上的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政治革命的暴发，人们开始承认了这本书的地位和正确性。卢梭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个敢说不让国王掌握主权的政论家，有人去这样评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问世，在政治理论上实现了一个大的突破，它推翻了国王的宝座，驱散了君主的幽灵，主权在民的新学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使备受压迫的人民开始觉醒，知道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对于一本受到这样高评价的著作，我在一个暑假里只能说自己是粗浅的阅读了几遍，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这本书的精髓，我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见解。

卢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写起的，一是民主，二是法制。而通过这两方面的深入论证也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谈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自己对于卢梭书中政治权威的理解，卢梭书中的政治权威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政治的权威，而是要引申理解为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威的，根据卢梭书中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存在的。卢梭在这个问题上参考了另一位思想家、法学家格劳修斯的理论，在书中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作了如下一种阐述：政治权威是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让人民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而让政府得到了一份合法的政治权威。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围绕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对于民主和法制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存在。首先，在民主的问题上，卢梭在书中主要是对直接民主进行分析说明，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谈卢梭观点里对于间接民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仅仅从卢梭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卢梭对民主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卢梭对于民主有着先进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方式，这是民主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所认知的民主。卢梭在书中对于民主制有这样的描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是很现实的。卢梭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卢梭的民主观点与雅典民主实践中体现的民主基本是一致的，其先进性在于对人的民主权、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意识等等思想的分析。局限性在于小国精英式的民主，缺少对于大国平民的民主认识。那些基本原则或理念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今天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对近现代民主作出的贡献是根本性的。现实中的代议民主制，虽然能够基本切合当今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卢梭在书中就指出代议制只能代表“众意”而不是真正的“公意”，众意只是诸多个人意志的集合，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公意则能更好的代表民意，是正确并且不可摧毁的。如果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的话，它也仍然是在继承了卢梭的基础民主理论，只是通过变换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而使民主运作更加切合实际，以此弥补直接民主的实行上的不足。卢梭的民主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从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理论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他使我们认识到完善民主的路途是没有尽头的。真正的民主是极难成功实现的，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在先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努力，希望民主的光辉最终笼罩人类社会。

如果说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理想性上，是有很多缺陷的，那么卢梭的法治思想则要更具实践性和合理性。卢梭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就如书中所言“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一个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因为合法的政治权威必须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公共意志的正确体现。卢梭对于法治的认识首先是从宪法的设立开始的，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这体现了卢梭的分权意识，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这在现代中国也是适用的。不仅仅是宪法，规定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他法律也应是如此。卢梭害怕权利的滥用最终会导致公共意志被强权所替代，因此对于立法者的要求近乎苛刻。卢梭对于强权的理解很精辟，卢梭解释强权就是强者的意志被体现，谁强大，谁就有权利。因此在强权下，弱者的权利是不被保护的。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呢，除了分权思想外，在书中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我们还能看到卢梭对于理想法律的划分。卢梭将法律分为策划全体秩序的“政治法”也就是宪法，规定公民各种自由权力的“民法”，制裁一切法律的“刑法”，以及刻在公民心中的“风尚、习俗”，卢梭把第四种法律称之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说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用现在的理论来说这第四种法律可以被看为习惯法，是现代法律的渊源之一。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卢梭为什么会如此推崇第四种法律，仔细想想我才明白，卢梭看重的是第四种法律的民族文化性，第四种法律才是每个民族最有特色的东西。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读后感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之外，书中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的论断，对于平等的提倡，对于战争正义性的坚持，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尤其是斯巴达体系）和同时代思想家如格老修斯、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批判继承，还有在各卷各章节中都出现过的作者富有情感的激烈的对于当时政治理论和统治秩序的抨击，诸如此类，都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现实和个人感情因素，令人深思。也正是凭借着这种饱含感情而又理性至上的理论精神，本书成为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宣言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引领和推动力量，对亚洲各国革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郭璜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我读了几遍，与霍布斯的《论公民》相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显得逻辑性更强，观点更鲜明。

一旦读懂之后，对卢梭的感觉又回到开始的状态，他的观点十分鲜明，简单。与他人连篇累牍的政治学论文相比，他的文字不算多，写作的时间也不算长，仅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而李平沤的书更是集其精华，真正介绍卢梭内容的文字更是少了一半，非常适合时间较少又想了解卢梭的人士阅读。

卢梭是十分伟大的，他集社会契约思想的精华而为《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借鉴的。

卢梭的许多观点或者其主要观点我是同意的，现在凭记忆记录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主要观点：

2、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的时代虽然有共和国，而且卢梭当时也是日内瓦共和国之公民。但当时国家形态的主要模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故卢梭有此观点问世。我个人认为，若不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机构，国王或总统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解释他的逻辑。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这理观点之下，国王或总统的权力必然必须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认可。当然，他们失职也应当受到人民的弹劾。

3、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这符合古代到现代人们关于民主统治的观点，亦我是所赞成的。事实上，在当代民主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许多公共事务都是由人民或公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在美国，管理港口有港口管理委员会，美国9。11被炸毁的摩天大楼就是属于纽约港务局的财产，而该局亦是由一个委员会进行管理。管理贸易有贸易委员会等。管理某个地方路政可以有路政管理委员会，等等。

4、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整体是一个政治集体。在政治上，从对外的关系上，它是主权者，也就是国家。主权者可以是人的集合，国家则是现在政治学上集地域、政治关系等的复杂体。

5、政府的行政官员是主权者授权的。他们做事必然符合公意，也就是全体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6、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

7、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体可称为“国家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8、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在这里，卢梭的逻辑思路有一些混乱，他把由全体人民组成主权者，混同为国王之君主权力，即由主权者赋予其权力的政府的行政机构。但总的含义是清楚的，即，若代表人民利益的君主，或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执行管理功能的总统，其所作所为脱离了人民，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起来反抗，更换这些代理人。他在这里包含了两种含义。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选举的方式更换自己的统治者，实为代理人。其二是当代理人实际上变人民的统治者，人民就有权力起来反抗，直接更换这些僭权者。

9、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其他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即使他自己，也无权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的奴隶。当然，这里所说是指人身的自由，政治上决定自由，财产则是有转让的自由。

10、人生来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奴役别人，也没有人有义务受别人的奴役。

11、与个人的人身自由不可转让一样，主权是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

12、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主权者根据公意制订法律，交由政府代表主权者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他们是主权者的官吏，他们的职能不是契约的结果，而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托付的权力。他们从主权者接受命令，并将命令转达给国民。主权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限制、改变或收回行政权。

14、民主制不适合人类。卢梭认为，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民主制：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民主制需要太多的预设条件和美德，实现全民民主非常困难。“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政府形式体现出国家权力的所有制，即国家的'权力属于谁。贵族制，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属于贵族。国君制，国家权力属于国王，即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结构。民主制，则是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卢梭认为民主不适合人类，是与他的人生而平等，生而具有一份平等的权利，政府和国王仅是人民的代表人的观点相左的。

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他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

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如一个股份公司中的总经理。

我认为，民主制度是我们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希冀的，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存在着阶级，就是假民主，或者只是部分人之间的民主，比如过去所讲之贵族的民主或现在的所谓“精英”的民主，对广大人民群众仍是专制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