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例分析（精选12篇）

建设工程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接下来是一些关于建设工程总结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是法院认定争议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主要有以下七种：

1、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书证的主要形式有：发包方的招标文件、承包方的投标书、承包方、发包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技术交底、图纸会审纪要、工程量签证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设计变更的联系单、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工程预决算书等。

2、物证：是指以其形状、质量、规格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主要表现为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已施工完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工地施工的机械设备等。比如在对工程量的争议纠纷中，已完成的形象工程即为物证。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视听资料的主要表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有关工程方面的往来电话录音、往来电子邮件、对施工现场的录影录像资料等。

4、证人证言：是指知晓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证人证言主要是知晓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等事实的人员，所作的陈述。比如，工程监理人员对于施工方延误工期事实的陈述。

5、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尤其是作为诉讼请求根据或反驳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而言，即为发包方、承包方在法庭上对争议案件事实及反驳事实的陈诉。

6、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专门技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后作出的结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形式有：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工程款的决算结论等。

7、勘验笔录：是指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与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查验、测量、拍照后制作的笔录，通过勘查、检验等方法形成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为应承包方或发包方的申请，法院的审判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工程量、工程形象进度、停工、窝工、施工场地不具备施工条件等事实，进行证据保全而成的证据材料。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因此，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日期只能以《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记载的日期即10月20日为准，至于被告在竣工验收之后何时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审查备案，则完全由其自主决定，原告只是应被告的请求予以配合而已。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并姚晋川董事长：滨河新区是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是银川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政府主席咸辉，自治区党委、市委书记徐广国，市长白尚成等区市领导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新区发展，今年全区县域经济观摩会银川六个县(市)区共计观摩点只有七个，而滨河新区就占了四个。在观摩点确定后，滨河新区按照银川市委、政府的要求，开展了大干100天冲刺县域经济观摩竞赛活动。

作为滨河新区施工建设的主力军，中冶建工集团旗下所有分公司，主动放弃双休日、中秋节、国庆节长假等休息时间，倒排工期，全力以赴，发扬白加黑、五加二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抢工期、抢进度，特别是在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冶建工集团姚晋川董事长亲自过问施工进度，亲自调度资金安排，有力保障了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确保了自治区观摩点项目顺利完成和观摩点沿线项目顺利推进，为滨河新区和银川市增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中冶建工集团全体干部职工作为“国字号”企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良好品质。

2016年10月8日。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提要]由多家单位联合投资的建设工程有多种运作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由联建单位中的一家出面订立合同，负责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其余各方或是提供土地、资金，或是负责项目立项，一般不与承包方直接，此种运作模式下，一旦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本文笔者依据建设工程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进行推演，认为应当将全体联建单位都列为合同纠纷的当事人。

一、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建设工程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由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而发包人支付价款的一类独立的合同。由于建设工程存在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由多家单位联合投资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有多种运作模式，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投资各方共同组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作为发包人对外签约;第二种是设立筹建办公室或指挥部(不进行工商登记)，由筹建办公室或指挥部对外完成招投标及签约工作;第三种是由联建单位中的一家出面订立合同，负责工程建设的日常事务，其余各方或是提供土地、资金，或是负责项目立项，一般不与承包方直接。

第一种模式由项目公司直接承担责任，第二种模式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关于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规定，由联营各方承担责任。目前争议较大的是第三种运作模式。争议在于是否要将未参与发包、签约过程的联建单位确定为诉讼主体。如果将未参与发包、签约过程的联建单位作为案件当事人，由于其并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便会出现是否有依据判令其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由于合同相对方与其他联建单位按约定比例取得竣工建筑物的权利，发包人不能以竣工建筑物的全部权利向承包方承担债务，亦会产生承包人的利益如何予以保护的问题。由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各法院在实践中做法不一，影响了执法的统一性。

二、目前的解决模式。

1、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确认责任主体。该种模式认为，建设工程合同案件既然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纠纷，法院就应当围绕合同关系进行审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确认责任主体。如果将合同关系以外的主体列入合同纠纷中一并解决，势必将同时审理两个法律关系，有违一案一诉的基本诉讼原则。而且，合同的效力在一般情况下只及于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侵害债权等情况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对合同外的当事人不产生拘束力。因此，责任主体只能确定为签约的建设单位。虽然如此处理，可能因合同相对方履约能力有限会对承包方的利益有所影响，但可促使承包方正视交易风险，规范建筑业市场，逐步杜绝承包方只与联建单位中的一方订立合同的现象。此外，承包方的利益不会因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而受实际影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了承包方对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承包方可以在执行阶段直接申请拍卖建筑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在合同约定建设方收到施工方工程款结算文件的60天内审查完毕，逾期未提出异议，则视为同意施工方决算的情况下，如果建设方在约定期限内未完成审查工作，是否可根据施工方报送的决算价直接确认工程造价?参加研讨会的绝大部分同志认为：

——如果建设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对决算价表示异议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定不同的处理方式。全部表示异议的，决算价不能作为工程造价，应启动审价程序;部分表示异议的，异议部分应启动审价程序。理由是：这一约定是合同双方对决算价成为工程造价所附的条件，如果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建设方提出异议，则不论异议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都应当作为所附条件没有成就，不能按决算价确定造价。但这一异议建设单位应当明示，并应当是对施工方作出的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建设方提出审计要求的，只要施工方不同意的就不应启动审价程序。该约定对审价程序的启动产生限制作用。

——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关于双方未约定决算审查期限的，均以28日为限的规定是否可在案件中适用?我们认为：决算的审查期限应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内容，本无须法律强行规定。该文件作为部门规章，对当事人的重要权利义务作出创设，似不合乎《立法法》的精神，因此该文件并不适合在案件审判中直接予以援引。

——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当遇到相对方以质量条款为异议对抗工程款的结算时应如何正确处理呢?笔者认为，由于建设方的主张不是针对决算价的，故不影响双方按约定进行决算。

问题二：关于工期的变更。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在井冈山市投资办厂，经注册登记成立井冈山制衣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原告)，12月30日，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未对交付设计图纸的地点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多次到井冈山市实地勘验，最后把设计完成的一部分设计图纸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总部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一部分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筹建办公室(所在地为江西省井冈山市)。由于被告未按期交付全部设计图纸，且交付的图纸有的为无效图纸，为此引发纠纷，经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选择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合同履行地，向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分歧]。

对本案的管辖法院存在不同的看法：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属建设工程的分合同，但《合同法》没有规定建设工程所在地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合同履行地，本案的当事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也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本案属履行地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本案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义务人交付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不动产，而是建设工程设计图纸，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标的”，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所在地，被告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即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被告所在地。由于本案的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都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因此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第二种意见认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履行的义务是交付设计图纸，那么在何地交付，则何地为履行地。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设计图纸根据交易习惯，一般来说是设计方完成设计图纸后，交付给发包方。本案的设计图纸大部分在原告所在地江西省井冈山市交付的，履行地应在江西省井冈山市，不存在履行地不能确定。故本案的管辖权应为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此间《银川晚报》以“免费乘车出事故这个责任驾车人该不该负?”为题，就一起免费乘车因事故致残的赔偿责任认定做了报道。免费乘车致残人无过错，驾驶员存在主要过错，第三方责任人存在次要责任。由此，一起拖了一年半之久的赔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事情起因于在12月19日。当日晚9时许，国营某泉营农场职工白凤山在搭乘本场职工王某元驾驶的微型面包车自青铜峡树新林场回某泉营家的途中，在110国道163公里+250米处与一辆刚刚因发生事故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至路面的145型东风货车相撞。在此次事故中，乘车人白凤山右腿胫骨平台骨折，右膑腱断裂，右眼眶骨折，右眼睑皮肤裂伤。

车祸发生后，白凤山找到王某元，要求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王某元付了4000元后，对白凤山的继续支付要求予以拒绝。

王某元也是一肚子苦水。据王某元讲，事故发生当天，他到树新林场拉亲戚回某泉营，恰巧碰上白凤山，白提出将他捎带上回家。考虑到都是本场职工，便没有拒绝，且没打算收费。没想到，发生车祸后自己却要承担一笔数额不少的赔偿，王某元觉得有些冤。

但白凤山对于“白拉”的说法予以否定。白凤山说，虽然同是本场职工，当时在乘车前双方谁也未提及“车费”的事，但他原本打算回到家下车时会酌情支付给王某元一定费用，不会让他“白拉”的。

矛盾就此产生，对是否“白拉”，谁负主要责任及赔偿等问题，双方各持己见。每年5月20日，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这一交通事故的责任做了如下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48条之规定：车辆发生故障后不能行驶，须立即报告附近的交通警察，或自行将车移开;故障车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须在车身后设置警示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尾灯或设置明显标志(即三角警示牌)。交警队据此将月19日交通事故的第三方追加为责任人。警方认为：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所驾驶的“东风”145型货车被交警从路基下用吊车吊到路面停放在马路一侧后，第三方责任人马某杰并未听从交通警察令其尽快将车移离现场，避免发生意外的忠告，对该车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也未开示危险信号灯，在本起事故中应承担次要责任;微型面包车驾驶员王某元驾车过程中对前方观察不周，事故发生时未采取任何制动措施，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7条之规定，在本起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乘车人白凤山无责任。

银川市西夏区交警部门对此案的解释是，作为驾驶员，王某元有责任保证所有乘车人的安全，不论是否收取运费;当然也有权利拒绝搭乘，因此在本起事故中认定王某元负事故主要责任并无不妥。

而作为故障车辆的驾驶员马某杰，因没能及时将故障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对其来说也是一个教训。许多司机在这方面的安全意识较差，往往是车辆发生故障后，司机仅搬几块石头或几棵稻草、麦柴将事故现场“圈”起来，就算是警示标志，这种做法等于设置了路障，极易造成新的事故发生。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险公司a。

被告五、保险公司b。

【案情介绍】。

4月1日，于某驾车c去外地送货，由于于某感觉较困，把车交给同车的史某驾驶，史某无驾驶证，在途中与d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警对事故的认定，史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史某同李某为合伙，但没有书面协议，以史某名义办理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经理书，有合作协议双方对运费的分成比例，对运费双方四六分。

c车在保险公司a办理有交强险，d车在保险公司b处办理有交强险。

于某因交通事故损失达十五万元，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答辩】。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权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纠纷，不是劳动纠纷，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2、史某：我现在还有三万元的医疗费，我已经垫会过五万元，我不应再承担责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挂靠关系，物流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没有合伙协议，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4、保险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权人，交强险属于第三责任险，我公司只能对被保险车辆以外的财产及人身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保险公司b：我公司保险车辆没有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目前还没有判决，但通过法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原告起诉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权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受害人的所有损失，自己不用承担，如果以雇佣关系，由于自己有过错，自己还要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全部损失肯定被告要承担，具体承担多少或者哪几位被告承担，这是另一回事。

保险公司a不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b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以无责任而承担1元的赔偿责任。

李某不承担责任，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具有合伙关系。

史某与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关系，物流公司应当在受益的范围内同史某承担责任。但是其责任的主体是以史某承担责任为前提。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还是应当由史某来承担。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魏某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孙某xx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就争议焦点问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两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吴某xx承认其与原告已明确约定本案债务由被告吴某xx个人偿还，只是现在苦于缺乏还债能力。结合20**年被告吴某xx、魏某xx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没有约定双方有共同债务，可见，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财产或权益。因此对该司法解释理解时，应回归立法，忠于立法，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为夫妻共同生活”应考虑主、客观两个标准判断：第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若不符合此两个判断标准即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婚姻法解释二是对婚姻法第41条的解释与细化，不能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基础，也就是说，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院吴****法官分别在《人民司法》第7期、第1期发表《有关婚姻家庭案件的问题探讨》、《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以及在其负责具体起草的婚姻法解释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观点。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也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可见，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当前主流观点。

庭审中被告吴某xx与原告均已确认借条上的内容包括“魏某xx”签名均系为被告吴某xx个人所为，被告魏某xx对本案借款是毫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夫妻之间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具有代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较大，就被告魏某xx、吴某xx当时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而言，显然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吴某xx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代理权，因而，本案债务对被告魏某xx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假若本案确是被告吴某xx与魏某xx夫妻共同向原告借款，那原告本应该要求被告魏某xx在借条上签字或盖手印或有魏某xx的授权书，而不是让他人在借条上冒签，原告在明知共同举债人应在借条上共同签字，明知冒签他人名字是违反法律且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而故意为之，显然，原告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本案两张借条是在原告不在场，甚至是原告与被告吴某xx恶意串通下的举债，被告魏某xx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其一。

借贷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今天我作为被告(甲公司)的代理人，现在围绕合议庭总结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

一、本案属于借款纠纷还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二、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三、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在此逐一发表以下答辩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属于借款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理由如下：

(一)从原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来看。甲公司与张某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获得借款，用以盘活其生产经营，张某与甲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也无外乎是对甲公司放贷，尔后实现借款本息的回收，故从签订合同的最初目的来看，该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二)该案讼争的标的属于借款合同纠纷。针对原、被告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该案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

所以，本案属于借款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二、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合同。

首先，在该借款合同中有两项内容是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

(一)是借款本金的确定。经过庭审查实：甲公司迫于资金压力，同意了张某的条件，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张某将940万元打入甲公司账户，甲公司向张某出具1000万元借条，其中有现金60万元，另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时就扣除当月利息，但借款金额不变”。依据我国合同法第第二百条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对于原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做法是违反我国合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对于张某的借款只能按照实际提供的借款940万作为本金，并以此金额作为本金来计算计息。

(二)是借款利率的约定。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每月6%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在民间借贷中属于生产经营性贷款的利率不能超过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原告超过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利率也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其次，上述两项合同内容不影响借款合同的其它部分的合同效力。故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合同。

三、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从刚才的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被告是在迫于巨大的资金压力之与原告张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在签订时明显具有胁迫性质或显失公平之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难看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原告张某明显具有以以买卖之名掩盖高利借贷之实的违法目的，该买卖合同严重挑战和破坏了我国金融的监管秩序，故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始无效，由始至终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此本代理人恳请法院依法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以还社会一个公序良俗，以案说法，依法维护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

综上，该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始无效，由始至终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被告的借款本金只能认定为940万并以此作为基数计算利息，另对于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借款利率的四倍部分也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原告成峰亿通公司起诉称，2005年9月，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接受采购人牡丹江大学的委托，对一批现代化办公设备及服务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成峰亿通公司按要求进行投标，有3个项目中标。经过当天市公证处现场公证及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分别将中标信息刊登在权威的政府采购网站上后，原告才与采购人牡丹江大学就中标货物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是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所签合同生效后，成峰亿通公司开始履行合同，先后分别与两家供应商签订二百多万元的购货合同。

成峰亿通公司向法院提供证据说，9月29日，牡丹江市财政局突然向原告下达牡财行罚告字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说牡丹江市财政局调查组认定原告在该政府采购项目中存在以不正当手段恶意串通，谋取中标的行为，遂作出处罚决定：中标结果无效，撤销该政府采购合同，处中标总金额的千分之十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在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罚款和收缴两项合计45，981元。处罚决定的内容告知原告的次日，也就是9月30日，牡丹江市财政局和牡丹江市政府采购中心决定当天重新招标。同一天，采购人牡丹江大学没有与原告进行任何协商，也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解除政府采购合同的通知书给原告，就将原告中标的项目又与牡丹江另外两个公司分别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截止到起诉之日，牡丹江市财政局也再无任何书面的、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可是，前述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已经开始生效。而原告成峰亿通公司却因此要向自己的供货方赔偿被迫违约产生的巨额赔款。

房地产开发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仲裁经审理查明：申诉人2月28日入职被申诉人公司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佣金按销售额的比例计算，工资结算至2012月31日，申诉人年的月平均工资为8458元。申诉人在职期间从未休过病假，2008年8月1日起，申诉人在医院治疗，由于所患疾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继续在公司上班。被申诉人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出具过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劳动合同到期后申诉人仍正常上班，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在2月17日签订了《关于与王某终止劳动合同的处理意见》，被申诉人依据该《意见》向申诉人支付了8458元的终止合同补偿金、佣金8769元、终止合同通知期工资4620元、医疗期及医药补助5个月工资23100元。申诉人所在部门其他7名员工均领取了年终奖金4620元。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及考勤记录。被申诉人否认申诉人201月和2月存在销售额，申诉人也不知道其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另查明，被申诉人每月28日支付申诉人上月全月工资和岗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因此采信申诉人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又申诉人2月份未出勤，因此本委采信被申诉人关于申诉人该期间不存在销售额的主张，故申诉人不享受2009年1月和2月的佣金待遇，该期间工资依照4620元固定工资标准支付。

被申诉人未就其已于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通知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的主张提供证据，又未提供申诉人2009年1月、2月的考勤记录，因此，仲裁委采信申诉人关于工作至2009年1月31日，此后因被申诉人以劳动合同终止为由不让其上班的主张。由于被申诉人未于劳动合同到期之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且双方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认定2008年12月31日后，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2009年2月17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实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由于申诉人不要求恢复双方劳动关系，且提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要求，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由被申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认定被申诉人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47、97条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5条规定，向申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申诉人此前已支付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58元和终止合同通知金4620元，应在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总额中予以扣减。

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不享受年终奖金及核算的相关规定，也未对其部门其他7名员工已领取年终奖4620元的主张提出异议，据此，本委对申诉人符合年终奖享受条件及其部门人员领取数额的主张予以采信，对申诉人提出要求支付年终奖金462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被申诉人未及时支付年终奖的行为构成拖欠，应加付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2009年9月7日，仲裁委对该劳动争议案作出如下裁决：

四、驳回王某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双方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结果均未提起诉讼。

三、劳动争议案例评析意见。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只需依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12月31日到期，劳动者继续履行，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在2月17日直接向申诉人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通知的事由是“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合同到期之日，不再续签申诉人的劳动合同”。由此可见，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根本就没有与申诉人选择和协商的余地，是单方解除，应当认定为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2个月经济补偿金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仲裁裁决根据劳动者已经领取了部分经济补偿金，而自认为，被诉人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只需按年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与本案实际情况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不符。

【劳动合同判决书范本】。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显碧，女，1954年2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建国，重庆泽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谭宁，重庆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显碧与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7月17日作出万法民初字第05128号民事判决，吴显碧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显碧于1954年2月9日出生，年12月到被告处从事炊事员工作时，系农村户口。206月5日，原告向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予受理后，原告诉至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又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只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等单位的男、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未规定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但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法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8号)第一条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的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尽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但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即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亦应终止。因此，原告吴显碧于2月9日年满50周岁，以后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诉讼请求的问题。

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原告吴显碧在被告处工作，被告对其工龄有异议，因工龄应由被告举证，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入职时间，故对原告主张工伤起算时间自2001年12月计算该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自入职以来的加班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况，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加班费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补发工资的问题。原告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增加了工作量，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就增加工作量应增发工资有过约定，原告主张补发工资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年休假工资。因《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原告主张自起计算年休假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双倍工资的问题。因《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并没有双倍工资的法律规定，原告主张201月至12月的双倍工资没有法律依据。

二、

年2月9日以后，原告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原告基于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主张的所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其中，关于违法解除赔偿金。原告在仲裁阶段提出的请求是经济补偿，理由为原告提出辞职。在诉讼中原告变更请求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理由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请求没有经过仲裁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关于加付赔偿金的问题，在程序上，该请求没有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从实体上，原告主张的拖欠工资也没有事实依据。

三、关于养老保险赔偿的问题。

《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办发()147号)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从207月1日起开始实施。因此2007年7月1日之前，被告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不归责于被告。《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参加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实际缴费累计不满180个月的，由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即使被告如期及时足额为原告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原告达到退休年龄时也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条件，客观上不存在养老保险金的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养老保险金赔偿养老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九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法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一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办发(2007)147号)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显碧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吴显碧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各项费用共计1750332.70元。事实和理由：1、吴显碧至今未享受养老保险或领取退休金，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在提供劳动，不应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求的答复”中明确指出亦应适用。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均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上诉人吴显碧于2004年2月9日年满50周岁，之后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不再具有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此，吴显碧所主张的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或后的各项费用，均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显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程杨。

审判员黄“”

代理审判员李斌。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姜霞。